從一場沙龍看浙江高質量發展之路怎么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從上世紀60年代到2005年，短短40多年，韓國就從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之后經濟仍保持良好發展態勢，三星、LG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500強企業紛紛涌現，船舶制造、半導體、汽車等產業也處于全球領先水平。在人口規模、地域面積、資源稟賦等方面，韓國和浙江都十分相近，其發展經驗對浙江實現高質量發展有何啟示意義？
針對這一命題，日前，浙江日報、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開發區協會與衢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聯合主辦了“提問十四五”系列高端智庫沙龍之二—— “韓國經驗對浙江‘十四五’發展的啟示”。與會的10多位區域經濟、韓國經濟等領域專家，與中韓（衢州）國際產業合作園等浙江韓國產業園的業內人士一起進行了探討。
為什么對標韓國
談及浙江對標韓國，浙江工商大學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倪樹高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紀90年代，還在讀研究生的倪樹高就對此進行了研究?！澳菚r候，韓國正因創造‘漢江奇跡’名噪一時，不少學者都希望通過對其發展經驗的研究，為剛起步的浙江外向型經濟提供借鑒。” 他回憶道。
30年后的今天，浙江GDP已邁過了6萬億元大關，經濟總量比肩全球排名第17位的荷蘭。反觀韓國，其經濟增速趨緩，2019年的GDP增速甚至滑落到了10年來最低的2%。或許有人會質疑：這樣的情況下，浙江還有必要對標韓國嗎？
“答案是肯定的！”倪樹高的回答斬釘截鐵。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從發展質量來說，韓國都領先于浙江。而浙江與韓國在許多方面情況相近，讓兩地更具可比性：首先，兩地面積都約10萬平方公里，人口規模均在5000萬至6000萬之間；其次，兩地都屬于山多平原少的地形，且擁有較長的海岸線以及眾多的海島，適合發展海洋經濟。
自然資源稟賦如此接近且都是出口主導的外向型經濟，那么浙江與韓國如今的經濟水平差距幾何？對此，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徐劍鋒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2019年韓國GDP總量為1.64萬億美元，超過穩居國內經濟總量第一的廣東，位列全球第12位，同期浙江僅為韓國的55%；論人均GDP，2019年韓國人均GDP為3.175萬美元，同期浙江僅為韓國的49%。
根據洛克定律，目標不是越大越好、越高越好，而是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目標才最有效。在徐劍鋒看來，韓國就在浙江“跳一跳就夠得到”的最佳范圍內。
根據徐劍鋒的研究：1996年，浙江人均GDP是1100美元，韓國剛好達到10000美元，是浙江的9倍多；到2019年，這個比值縮小到了兩倍?！半m然差距依舊不小，但去年浙江經濟總量增速快于韓國4.8個百分點，兩地之間的差距仍在慢慢縮小?！?/span>
雖然近些年韓國的經濟增速減慢了，但專家們普遍認為：韓國的應對之策可圈可點。近年來，韓國不斷地調整其比較優勢，從上世紀60年代的廉價勞動力到后來相對富余的資本驅動，再到如今較強的創新能力，都使得韓國經濟保持相對良好的發展態勢。
韓國產業進化靠什么
一套既有戰略亦有戰術的組合拳。
傳統成本優勢不再、大平臺大項目支撐不足、產業層次總體不高、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在今年3月的全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大會上，浙江制造業遭遇的“成長煩惱”成為關注的焦點。
“不難發現，浙江正在經歷的有不少也是韓國產業曾經面臨的難題?！闭憬髮W人文學院韓國研究所副教授千勇說，正是邁過了這一道道坎，韓國才實現了“輕工業主導—重化工業主導—第三產業主導—知識經濟主導”的數次產業進化。對正處在“勞動力主導—資本主導—高科技產業主導”的轉型關鍵期的浙江來說，韓國屢屢轉型成功的經驗顯得彌足珍貴。
在千勇看來，清晰且具有前瞻性的產業規劃是韓國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早在1980年，韓國便提出發展半導體、電子機械、精密化學等技術密集型產業；進入新世紀初，韓國又把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等作為更長時期的“未來產業”。正是這些超前布局，才有了如今韓國半導體、液晶顯示器、汽車等領域的國際地位。一如當年，日前三星集團發布了《第六代移動網絡技術白皮書》，再次提前布局6G技術的研發。
與韓國產業布局調整同步推進的，還有20世紀80年代和新世紀初韓國先后兩次實施的“科技立國” 戰略。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金雪軍認為，借鑒韓國經驗，浙江在建設創新強省的過程中也要進一步強化科技驅動，構建開放式、可持續的創新體系，聚焦數字經濟持續發力。
“除了清晰的戰略目標，韓國在戰術層面上將許多行之有效的舉措制度化了。”金雪軍教授舉例道，韓國陸續制定了《新技術產業化投資稅金扣除制度》《科研設備投資稅金扣除制度》和《技術轉讓減免所得稅制度》等一系列促進技術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在技術開發方面， 韓國也頒布了《技術研究開發促進法》等法案。
政策針對性強是韓國產業政策一再奏效的關鍵。以當下困擾浙江產業的對進口裝備、原材料過分依賴問題為例，韓國曾先后兩次制定了“機械零件和材料國產化”五年計劃，明確提出了8000多種機械產品國產化的期限，并制定了相應的金融、稅收扶持政策。之后的10年里，韓國重大裝備進口依賴度由42%降到26%。
協同創新之路怎么走
打造龍頭企業和產業集群協同發展的綜合體。
眾所周知，三星、現代、LG等五大集團在韓國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僅三星集團每年就貢獻韓國五分之一的GDP。這顯然是中小微企業數量眾多的浙江學不來、也不能學的。
但這并不是說韓國的經濟模式全無可取之處，至少韓國企業的龍頭帶動作用正是浙江當下欠缺的。省政府咨詢委學術委副主任劉亭認為，隨著人類進入信息社會后，生產生活方式發生重大甚至是顛覆性轉變，經濟活動的運行和組織也將相應發生重大變化。這一過程中，龍頭企業、平臺企業對于產業集群式發展的影響必將進一步顯現。
劉亭將其稱之為“有機化”趨勢，即企業間或產業間的聯系，將出現由處于頭部地位的研發創新、品牌銷售、風險投資的平臺型企業為核心，圍繞著創新鏈、供應鏈、價值鏈進行有機重組的大趨勢。他認為，在這一演化過程中，傳統企業的組織形式將出現兩極分化：極少數發展為平臺綜合型企業，絕大多數變身為依附平臺成長的細分型企業。
“那些既不具備平臺功能又不愿進入平臺生態圈的企業，其孤立發展勢必會落入越來越艱難的境地?！眲⑼ふJ為，盡管如此分化，但就整體而言，由此形成的產業集群競爭力將進一步增強。因此，浙江可以借鑒韓國“龍頭帶集群”的經驗，結合自身實際，探索出一條現有企業和產業集群經由數字化生態、有機化重組，從而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力的路子。
除了培育龍頭企業，韓國對于中小企業的精準扶持政策同樣值得關注。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范柏乃介紹，為保證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韓國頒布了“中小企業固有行業指導方案”，指定中小微企業固有的經營領域；規定政府應優先采購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商品，比重不得低于50%……他特別強調，在政府采購方面，浙江乃至全國對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都有待加強。
市場主體是經濟的力量載體，保市場主體就是保社會生產力。“而作為民營經濟大省，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顯得尤為重要?！睂Υ?，范柏乃建議在已有的《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基礎上，進一步制定民營企業家權益保護條例，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營造激勵企業家干事創業的濃厚氛圍。
“在韓國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點值得學習的是，如何逐漸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笔“l展規劃院首席研究員潘毅剛指出，在上世紀80年代前，韓國的產業發展由政府主導，其產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過程中，不乏政策對鋼鐵、化工等產業的集中扶持；但之后，韓國更加注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通過立法厘清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減少政府對產業的干預。
市場的力量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潘毅剛認為，政府應該轉變職能，大力強化市場競爭。對浙江來說，尤其要繼續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去年7月，日本出臺政策限制對韓國出口包括電子級氫氟酸在內的部分半導體材料。前不久，衢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內的浙江凱圣氟化學有限公司經過1年努力，終于成功打入韓國半導體企業的氫氟酸供應鏈，取代了原有供應商。衢州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劉根宏分享了這個好消息。
“這幾年，集聚區與韓國的合作領域在不斷拓寬?！眲⒏杲榻B說，集聚區在2016年成立了中韓（衢州）國際產業合作園，同年投資超70億元的韓國曉星氨綸和新材料兩個項目就落戶衢州，如今項目年銷售額超過20億元。去年，LG集團又與園區內企業“華友鈷業”合作投資30億元，啟動建設三元前驅體項目，瞄準新能源電池正極材料領域。除了這些韓國巨頭，集聚區還正與韓國的20家相關配套企業對接，準備將一整條產業鏈上的企業都引到衢州。
浙江謀求更多國際合作的同時，韓國也有著同樣的訴求。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教授李冬新認為：對于國土面積狹小、資源并不豐富的韓國來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并不意味著發展就一帆風順。尤其是在國際貿易摩擦頻繁發生、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環境下，外貿出口占經濟總量達40%的韓國受到的沖擊并不小，例如其主要出口產品半導體開始減產，智能手機等相關產品訂單驟降，現代汽車銷量持續下滑。
李冬新注意到：今年二季度，韓國的對外商品出口大幅下降16.6%，GDP連續兩個月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在疫情后迅速恢復，韓國迫切希望與中國開展更多合作，擺脫疫情影響?！彼f，中國目前已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內市場的潛力不斷釋放必將吸引一批韓資企業來投資。
“隨著浙江產業結構不斷調整，浙江與韓國的產業互補性更強，為兩地的合作創造了更大空間?！笔∩虅諒d總經濟師朱軍表示，伴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浙江和韓國的貿易從分散的小規模向集群式的大規模發展，韓國企業對浙江的投資從單一的貿易向生產、投資等多領域發展。目前，浙江已吸引了“韓泰”“曉星”“大宇”“LG”等一大批高質量韓資企業前來投資興業，僅2019年全省新批韓國來浙項目就多達140個。
“浙江與韓國經貿合作，機遇大于挑戰?！?/span>朱軍說，浙江的產業鏈特別是健康醫療、智能制造、5G等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需要加強與韓國在產業和技術的精準合作；同時，浙江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也將為韓國企業在浙江發展提供更多機會。
處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十四五”注定充滿不確定性?！斑@次的‘十四五’規劃，可以說是幾十年來編制難度最大的一個五年規劃。”曾長期擔任省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的劉亭說，只有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國際國內環境變化及影響，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內開放，浙江才能在變局中開好新局，在積極參與建設良性的國際經濟大循環、中日韓經濟小循環以及內外雙循環中贏取先機，有所作為。
